2006年9月14日，习近平在宁海调研基层党建并与群众座谈。浙江日报记者 周咏南 摄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人们都说，要了解中国奇迹，必须了解中国共产党；读懂中国共产党，才能读懂当代中国。无数探寻者将目光追溯到嘉兴南湖，定格在湖上这艘永远的红船。

这里，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的原点。从这里出发，中国开启一个新的时代，人类发展掀开新的一页。

一湖秀水，见证中华民族前赴后继、波澜壮阔的英勇斗争历史；一艘红船，引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继往开来的伟大复兴之路。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先后5次来到南湖革命纪念馆瞻仰红船，高度凝炼了“红船精神”，深刻指出“‘红船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是党的先进性之源。”

红船起航于浙江，这是浙江的光荣，也是推进浙江发展的精神力量所在。

红色基因一脉相传，理想信念坚毅如铁。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强烈的使命担当和追求真理的创新勇气，根植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立足浙江工作实际，与时俱进地贯彻落实管党治党方针，坚持不懈地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2004年10月，习近平带领省委一班人就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进行深入研究，作出了“巩固八个基础，增强八种本领”的部署。这一前瞻性、全局性、战略性、系统性的探索，为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形成，奠定了深邃的思想源泉和深厚的实践根基：

巩固党执政的思想基础，不断增强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实践的本领；巩固党执政的经济基础，不断增强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领；巩固党执政的政治基础，不断增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领；巩固党执政的文化基础，不断增强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本领；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不断增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领；巩固党执政的体制基础，不断增强地方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本领；巩固党执政的组织基础，不断增强自身素质和团结带领广大群众干事业的本领；巩固党执政的群众基础，不断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本领。

在1600余个日日夜夜，习近平为了浙江人民福祉殚精竭虑，更为浙江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呕心沥血。不忘初心，加强思想建设；以上率下，锤炼党员队伍；固本培元，夯实基层基础；转变作风，密切联系群众；激浊扬清，推进从严治党。“抓好党建是最大的政绩”，成为浙江上下的共识。

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

红船，寄托着习近平最坚定的信仰。

时针拨回到15年前。

2002年10月，习近平刚到浙江工作，第一站就专程来到嘉兴南湖，为的就是“重温初心，坚定信念”。

“如果我们的党员同志能够来到南湖看一次展览，听一次党课，学一次党章，观一次专题片，瞻仰一次红船，重温一次入党誓词，有助于‘精神传承、思想升华’。”

参观过程中，工作人员告诉习近平，纪念馆的参观效果受到空间上的限制，正打算将纪念馆扩建或者另辟新址。

习近平当场表示支持。2006年6月28日，南湖革命纪念馆新馆破土动工，习近平亲自参加奠基仪式，“南湖的‘红船精神’，同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一道，因其固有的先进性而共同构成了我们党在前进道路上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不断夺取新胜利的强大力量。”

“习书记提炼概括的‘红船精神’，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是什么、‘为什么出发’、‘要去哪里’等重大问题，给了我们巨大的启发和鼓舞，更为浙江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时任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章水强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不断重申信仰、强调理想，红船这一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图腾，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散发出更加耀眼的光芒。

“思想理论建设是党的建设的根本，理论素质是领导干部思想政治素质的灵魂。”2002年，在全省组织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对浙江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提出明确要求。14年之后，他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上告诫全党：“加强思想教育和理论武装，是党内政治生活的首要任务，是保证全党步调一致的前提。”

在习近平心中，思想建党，是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重要法宝。

2003年4月12日，习近平来到杭州西湖区翠苑一区，这里是他的先进性教育活动试点联系点。他曾先后3次来这里走访座谈，强调最多的，就是加强理论学习和党性修养。

当时，有着35年党龄的顾荣根从企业内退，刚把组织关系转到社区第六支部，他总觉得自己只读过6年书，是个大老粗，担心理论学不进、材料写不来。

“党性分析不是谈学习体会、不是写工作总结，也不是谈对某些具体问题的看法和思考，而是要从理想、信念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高度来分析。分析好，大有益。”习近平在座谈中和大家分享自己的学习感悟。他的循循善诱，让顾荣根豁然开朗。

“习书记让我深深懂得，作为一名党员，无论是什么学历、到什么岗位、在什么时候，都应该把理论学习和思想武装作为必修课。”顾荣根拿出之前争当技术骨干的那股子钻劲，一字一句读原著、学理论，党性分析报告反反复复修改了好几遍。2003年6月23日，习近平来到第六支部召开座谈会，顾荣根第一个发言谈了体会。此后一系列党内教育，他都带头参加。

习近平常说：“广大党员干部要养成多读书、读好书的习惯，使读书学习成为改造思想、加强修养的重要途径，成为净化灵魂、培养高尚情操的有效手段。”

“习书记是热爱学习的楷模，他对学习达到了见缝插针、如饥似渴的地步。”浙江省委办公厅一位工作人员说，无论是在办公室还是调研途中，无论是夜宿农家还是出访期间，习近平一有空就捧起书本、翻开材料。最保守的估计，他每个月的阅读量至少在30万字以上。

在孜孜以求的学习中，习近平形成了自己深刻的思考。在浙江工作时，他曾提笔写下这样的感悟：理论学习上要有“望尽天涯路”那样志存高远的追求，耐得住“昨夜西风凋碧树”的清冷和“独上高楼”的寂寞，静下心来通读苦读；要勤奋努力，刻苦钻研，舍得付出，百折不挠，下真功夫、苦功夫、细功夫，即使是“衣带渐宽”也“终不悔”，“人憔悴”也心甘情愿；贵在独立思考，学用结合，学有所悟，用有所得，要在学习和实践中“众里寻他千百度”，最终“蓦然回首”，在“灯火阑珊处”领悟真谛。

现实的成功是最好的理论，没有一种抽象的教条能够和它辩论。习近平高度重视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的理论学习和思想武装，高度重视理论联系实际。

2002年11月23日，习近平在浙江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上，专门谈了学习的问题：“要加强学习，努力实践，与时俱进，奋发有为，要注重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不断在新的实践中学习新知识，增长新本领，努力使自己所作的各项决策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所做的各项工作都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可。”

时任海盐县秦山镇北团村村民委员会委员莫社良记得，2006年1月4日，新年的第一个工作日，习近平来村里调研，党员们正在会议室收看远程教育电视片。“看到习书记进来，放映员刚打算暂停播放，习书记摆摆手让他继续放，还和我们一起看了起来。”莫社良回忆说，习近平饶有兴致地询问了村里远程教育情况，临出门时，注意到莫社良摊在桌上的支部学习笔记本，“习书记拿起我的本子从头翻到尾，看到上面记录的都是我们的学习情况和学习心得，表扬我们‘你们支部的学习活动挺多，不错！’”

当天下午，海盐县160多名村支书和县、乡镇负责人一起，在县政府大会堂听了一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专题宣讲。时任澉浦镇澉南村党支部书记李建良说，为他们宣讲的，正是习书记。

听省委书记宣讲，李建良是第一遭，他在笔记本上记得满满当当，“习书记说他也是村书记出身，明白我们在推进农村建设中遇到的问题和困惑。他联系实际讲理论，联系他的经历讲理论，强调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我们都听得津津有味。”

2007年1月23日，习近平来到庆元县松源镇周墩村为民服务中心调研。

听说县里正在加大力度培养技能型干部、建设技能型政府，他在驻村干部吴鸿芬的办公桌前停下脚步，“你学习了哪些技能？”

吴鸿芬翻开了自己食用菌栽培技术和笋竹两用林栽培技术的技能证书，习近平看后问道：“这些技能是不是确实能够帮到农民？”

“鸿芬确实做得好，她常帮村民装食用菌，动作不比农村妇女差。”时任村党支部书记梅礼高的插话，引起了大家的笑声，也获得了习近平的赞许，“干部确实要有些实际技能。”

10年过去了，从当年的松源镇驻村干部，到如今的黄田镇副镇长，吴鸿芬时刻牢记习近平的教诲。

“领导干部要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带着问题学，拜人民为师，做到干中学、学中干，学以致用、用以促学、学用相长，千万不能夸夸其谈、陷于‘客里空’。”这一段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再次被吴鸿芬记在本上、刻在心里。

2006年8月29日，习近平在大陈岛慰问老垦荒队员。浙江日报记者 周咏南 摄

共产党员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多次强调，“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要在平常时间能看得出来、关键时刻能冲得出来、危难时刻能豁得出来。”

狂风肆虐，大雨瓢泼。

2006年的那个夏天，苍南县金乡镇半浃连村的村民彻夜难眠：8月10日17时许，超强台风“桑美”正面袭击这个拥有1500余人口的村庄，造成270多间房屋倒塌，多人伤亡。

第二天18时许，时任村委会委员林兴穗正和大家积极自救，一辆浅蓝色的中巴车开进了村子，车上下来一个高大而熟悉的身影，“是习书记赶来了！”

“一到村里，习书记就踩着碎砖瓦砾，直奔重灾点，详细了解灾情，慰问遇难者家属。”尽管时隔多年，林兴穗依旧记得清楚，面对满目疮痍，习近平神情凝重。听到灾区处处是各级干部冲在一线，看到一支支党员突击队奋战在前时，他频频点头，不时停下脚步和大家握手交谈，要求妥善安排好受灾群众生活，及时组织生产自救。

“防灾救灾中，党员干部就要带头。”距离半浃连村约一公里的坎头村，同样遭受“桑美”侵袭。时任村党支部书记谢庆钏记得，习近平走过村里的废墟，语重心长地说，现在是灾后重建的非常时期。群众看党员，党员看干部。必须做到一个党员一面旗，发挥好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抗台救灾、灾后重建、恢复生产生活，是每一名党员和干部应尽的义务和责任。特别是村党支部书记，一定要带领党员干部安置好每一名受灾群众。

习近平的亲切勉励和亲身垂范，给半浃连村和坎头村，给苍南，给浙江的党员干部带来巨大鼓舞。

在“桑美”肆虐的前后一年间，浙江共遭受了4次强台风袭击，10万多个基层党组织、百万共产党员成为抗台救灾的中流砥柱。全省有近2000人在经历了抗台救灾后，向党组织郑重递交了入党申请书，156人宣誓入党。许多群众动情地说：“关键时刻，还是靠党员。”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善于抓典型，让典型引路和发挥示范作用，历来是我们党重要的工作方法。”习近平注重用身边人身边事教育引导党员。

时任宁波奉化滕头村党委书记的傅企平，带领党员和群众，把一个“亩产只有二百零，有女不嫁滕头村”的小村庄，建设成为远近闻名的富裕村、生态村。他提出，“要求村民做到的，党员干部首先做到；要求党员做到的，党委成员首先做到；要求党委成员做到的，党委书记首先做到”，以及“村干部不住最好的房子，不拿最高的工资，不多占股份”。习近平多次接见他，称赞他“你是农村党支部书记的代表，也是奉化乃至宁波和浙江农村发展的代表”。

如今，滕头村的村民都已入住小康别墅或生态公寓,但傅企平一家仍住在20多年前的老房子里,家里用的也是老家具。

2016年7月1日，这位“老支书”来到北京，从习近平总书记手中接过了“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的奖状，“总书记主动向我打招呼说，老傅啊，‘常青树’不容易，一定要继续走在前列！”

这番亲切关怀和勉励，傅企平跟大家分享过很多次，让大家深受鼓舞。66岁的老党员傅央改说，全村党员都以此更加严格要求自己。

党内政治生活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非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标志。习近平一针见血地指出，“有党员的地方就要有党的组织，有党的组织就要有正常的党内生活。”

2005年4月的一天，山城淳安一间不大的会议室内，气氛热烈。

“领导与领导之间，领导与党员之间，党员与党员之间都要广泛进行谈心交心。”“批评与自我批评时要直面问题、解决问题。”“做到坚持原则敢批评，心胸开阔听批评。”在出席淳安县委民主生活会时，习近平开门见山，开宗明义。

“我觉得我本人，对我们淳安走生态之路的发展定位认识还不够到位。比如我们县刚成立的坪山工业园区，它的定位应该转向发展生态。”一名分管工业园区的县委常委的自我剖析，引发大家共鸣。

“生活要奔小康，但不能破坏生态环境。这是一个地方发展中绕不开的问题。对生态问题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习近平嗓门不高，却让在座的每一个人感受到了力道千钧。不久，坪山工业园区的功能就彻底转变为发展生态环保、高新技术、文化三大产业，“生态立县”成为全县的共识。

“习书记的话非常朴素，但又富有哲理。”时任淳安县委副书记余永青回忆，这次民主生活会，一开3个多小时，习近平耐心地给每一位同志指出问题症结，提出解决办法：谈到调研不深入的问题，习近平说，领导干部要学会“解剖麻雀”；谈到文件、会议过多的问题，习近平说，发文件和开会本身就是一种工作方式，不能因噎废食，但要合理精简、科学压缩；讲到如何科学看待现阶段发展目标，习近平说，既要GDP，又要绿色GDP……

一番番见筋见骨的自我剖析，一次次辣味十足的相互批评，照亮了11位县委常委在思想、精神和作风上的“盲区”，让大家亲历了一次灵魂洗礼和党性锻炼。

“习书记现场点评我们这种形式好，‘民主生活会就应该统一思想、达成共识、共同提高’。”余永青对这次“严格的党内政治生活”至今难忘。他说，从此，坚持“问题导向”，成为一任又一任淳安县委和各乡镇党委班子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坐标。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习近平深得其中精髓。

“做人要有人品，当‘官’要有‘官德’。”在习近平看来，“当干部的，不能老是想着自己的升迁。”他这样阐述心目中的“为官之道”：“莫道昆明池水浅”，一个干部，无论处在什么岗位，只要心系群众，都可以做出一番事业来。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官”有多大？但他的形象是十分高大的。当干部，不求“官”有多大，但求无愧于民。同时，一个干部的能耐有多大，最终人民群众看得清清楚楚，组织上也明白。是“锥子”总会脱颖而出的。当干部的，要真正在思想上解决“入党为什么，当‘官’做什么，身后留什么”的问题，牢记“两个务必”，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对于如何树立正确的选人用人导向、努力建设一支能够适应浙江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高素质干部队伍，习近平有着一系列深远的战略思考：

“铺‘路子’不如压‘担子’”，说的是如何培养干部；

“要发挥党委一把手‘一双眼睛’和班子集体的‘多双眼睛’作用，多视角多侧面识别干部”，说的是如何考察干部；

“干部使用既要坚持群众公认，又不能简单‘以票取人’，不能搞‘数字游戏’，坚决防止‘干部出数字，数字出干部’”，说的是如何选拔干部……

习近平多次指出，现在在一些地方，有的干部被列为后备干部、成为培养的“苗子”后，组织上就很愿意为他设好“台阶”，铺好“路子”，而恰恰忽略了把他放到艰苦的岗位上去磨炼；如果组织上真的把他放到艰苦的岗位上，他本人往往认为是对他的不信任。这其实是干部培养工作的一大误区。

他特别强调，好钢要用在刀刃上，“千里马”要在大风大浪中经受考验，后备干部不能放在“温室”里去刻意培养。“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以磨难历练他，这样才能“增益其所不能”。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

针对当时一些干部中存在的“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现象，习近平更是见事早、抓得深、谋得远，着力推进干部能上能下。

“推进干部能上能下，重点是解决能下问题。下有不同的下法，有纪律惩处的下，有不胜任工作的下，还有正常的退出机制的下，不能‘华山只有一条道’。”习近平曾在不同场合强调，要以改革的精神解决干部能下的问题。

温州对干部能下动了真格。2003年至2004年间，温州148名机关工作人员因为办事拖拉、吃拿卡要、对待群众态度刁蛮等原因，受到了行政告诫、降级、降职、撤职和辞退等处理，260多人被通报批评，震动了全市、震动了全省。习近平批示：“各有关部门与各市县都应做全面探索。”

本世纪初，正是浙江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之际，一些干部的政绩观出现了偏差，把经济发展简单理解为“唯GDP”，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甚至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

“树政绩的根本目的是为民谋利益。”对此，习近平旗帜鲜明地引导各级干部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他不止一次指出，“全体党员干部要认识好‘潜绩’与‘显绩’的关系。领导干部要多做埋头苦干的实事，不求急功近利的‘显绩’，创造泽被后人的‘潜绩’。”“要甘于做铺垫之事，不要只想拿军功章、立凯旋柱。”

2004年初，浙江在县以上党政领导班子中全面开展“树立科学的发展观、正确的政绩观和牢固的群众观，创为民、务实、清廉好班子”教育实践活动。

当年8月31日，台州市路桥区把1056个直接排污入河口全部封闭起来。接着，一张四通八达的地下排污管网悄然覆盖了路桥城区的角角落落。城市生活污水集中汇入污水处理厂，统一处理后再入河道，昔日黑臭的河水成了清流。

这一投入2.35亿元的工程，是区委班子一致决定修建的，被当地百姓称为“看不见的政绩”。

“有的人甘为人梯，长期铺垫，做打基础的工作，收获的时候他却走了。有的‘十月怀胎’时他不在，‘一朝分娩’时他来了。所以对干部要有客观的公认，这个关键在党组织本身。”习近平大力倡导树立科学的领导干部考核体系。

“各位乡亲，请你们给县委书记和县长‘打打分’。”2005年6月的一天，缙云县前路乡大集村的村民，从省委组织部直接派出的调查员手里拿到一张《地方党政领导班子民意调查问卷表》，被调查者是时任缙云县委书记和县长。村民们至今感慨：“我们是普通的农民，让我们给县里‘最大的官’打分，真是想不到。”

打分，是为了第二年的市、县（市、区）领导班子换届考察。在那一次对县（市、区）领导班子换届考察中，考察组共找了44897人次个别谈话,对考察对象进行考察，还对1942名考察对象实行考察预告，其中在新闻媒体进行预告的有904人。

“这是我省领导干部考核评价体系的一个重大突破。”时任浙江省委组织部干部综合处副处长王利月说，在习近平的大力推动下，浙江不断创新干部选拔任用方法，把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能够领导科学发展的干部选拔任用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这次换届后，县（市、区）、乡镇领导班子整体素质进一步提高。

2006年7月，浙江又在全国率先出台《浙江省市、县（市、区）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实施办法（试行）》。

习近平在浙江的谆谆教诲，已化为浙江党员干部的座右铭。浙江历任省委一张蓝图绘到底，在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打出“上下管育爱”系列组合拳。如今，一支高素质的“浙江铁军”，已成为浙江的一张名片。

“今天是什么日子？”

2004年12月26日，习近平专程到瑞安看望基层干部，调研基层党组织建设。在飞云镇，他拍着时任潘岱街道党工委书记陈连丰的肩膀发问。看陈连丰一时发愣，他又自问自答：“今天是毛泽东同志的诞辰。”

在随后召开的基层干部座谈会上，陈连丰懂得了这个问题背后的深意。习近平在会上说：我们共产党可以说是全世界最重视基层的党。当年，毛泽东同志领导秋收起义，在三湾进行部队改编时，首创“支部建在连上”。从那时起，我们党不仅确立了党指挥枪的重要原则，也奠定了基层组织建设的组织制度。

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习近平始终强调，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必须“围绕主题、解决问题”。在浙江期间的下基层调研，习近平都尽量安排时间到农村、社区，与当地的党员干部交流，了解基层组织建设的情况。

2003年3月，浙江在全国率先部署农村基层组织“先锋工程”建设，力求通过5年努力，使全省1万个村党组织和500个乡镇党委，成为经济发展健康快速、“五好”“六好”成效明显、村镇管理科学规范、精神文明协调共进、农民群众拥护满意的基层党组织。

2005年12月，习近平来到绍兴县由4个行政村搬迁聚居而成的新农村社区——新未庄社区考察。

“党支部威信高吗？党员们能起好表率作用吗？”在老党员周星福家，听说因为历史积留问题，社区党群、干群关系一度紧张，习近平频频发问。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周星福竖起了大拇指，“现在我们有了好班子，党员事事带头，大家越来越有奔头了。”习近平十分高兴。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口碑。”在参观社区党员活动室时，习近平叮嘱社区干部，“一定要继续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让村民的生活越过越好。”现任新未庄社区党委书记的薛忠兴，当时是文书，他把习近平这番话牢牢记在了心里。10年之后，全国农村基层党建工作座谈会在浙江召开，新未庄社区作为一个现场考察点，接受来自全国各地基层党建工作者的检阅。

浙江是改革开放先发地区，也是先富起来的地区，2004年，浙江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已连续第19年位列全国省区第一。长期在基层走访调研的习近平，却敏锐关注到基层党组织阵地建设的短板。

“公章别在裤腰带，开会开在支书家，这怎么行？”在一次调研结束后，习近平将省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召集在一起，“村级党组织没有固定活动场所，会严重影响基层执政能力建设，必须把这个问题解决好！”

时任浙江省委组织部组织处处长杨立平说，在习近平亲自关心下，一场关于村级党组织活动场所的摸底式排查就此展开。而调查结果令人震动：在浙江这样的“富省”，竟然有8040个村党组织或多或少存在“无处办公”的问题，比例接近四分之一。

浙江迅速行动，立整立改。2005年6月，省委出台《关于认真解决集体经济薄弱村村级组织办公场所问题的意见》，力争在2006年年底前使全省所有没有办公场所的村级组织基本上都有约100平方米的办公场所。不到一年时间，各级各部门先后投入资金14.3亿元，实现了全省3万多个行政村村级党组织活动场所的全覆盖。

武义县俞源乡新九龙山村是个下山脱贫村，也是个典型的“无处办公”的行政村。武义县将其列入首批经济薄弱村村级办公场所建设计划，通过省里补助一点、县里帮助一点、部门捐助一点、乡里解决一点、村里筹集一点的办法，建起一幢3层6间的办公楼。

“新楼一开工，党员干部争先恐后地参加义务劳动，挑砂、抬石头，一天天看着办公楼建起来。”时任村党支部书记田华平至今记忆犹新，办公楼投入使用那天，村里放起了鞭炮，男女老幼都赶来看，一些老党员摩挲着党员活动室里崭新的桌椅，脸上笑开了花。这之后，办公楼派上了大用场，不但村党支部活动正常了，村民议事、学习也有了地方，“党员电教室”更是常年对村民开放。

“村办公场所的建成，圆了我们的梦！”2005年11月8日，田华平代表全村党员，满怀感激之心给习近平写信报喜，“第三批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即将开始，我们可以在宽敞明亮的办公场所里进行了。”

2006年，这项诞生于浙江的经验推向全国，党的旗帜在基层阵地高高飘扬。

迅猛发展的非公有制经济，是浙江的特色和优势，也给浙江带来了一系列“成长的烦恼”，党的建设同样面临很多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对此，习近平展示了高度的政治自觉和深邃思考：“只要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领域都要建立党的组织、推动新领域党建工作。”

2002年12月23日，习近平在温州考察调研，对当地在非公有制企业、新社团组织等新领域党建工作的探索和创新作出肯定。他说，今后要进一步完善新领域党组织的工作制度，更好地发挥制度的作用，不断扩大党的工作覆盖面。

2003年2月，他来到绍兴诸暨的海亮集团，生产车间流水线上“党员先锋岗”的铭牌引起了他的兴趣。他详细了解公司的党建情况，叮嘱公司党委书记冯亚丽：“要充分发挥党员职工的先锋模范作用，争创一流。”

“把支部建到流水线上！”“不留死角，不留盲区！”截至2007年6月底，浙江24080家从业人员在50名以上，且年营业收入500万元以上和从业人员在100名以上的规模企业，已建党组织的达23986家，占99.6%，基本实现规模以上非公企业党组织全覆盖的目标，得到中央充分肯定。

2012年3月，在全国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再次指出：“非公有制企业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力量。非公有制企业的数量和作用决定了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在整个党建工作中越来越重要，必须以更大的工作力度扎扎实实抓好。”

“这一重要讲话，集团全体党员进行了学习，进一步给了我们巨大的鼓舞和动力。”冯亚丽说，从1989年成立的小企业到如今拥有上万员工的企业集团，海亮的发展离不开党建，“我们的目标，就是打造党建名企，铸就百年海亮。”

“我们党一贯最重视基层建设，这个传统任何时候都不能丢弃，基层建设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基层基础作用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习近平高度重视基层组织建设，他曾多次指出，“乡镇一级是我们最基层的政权，真正有远见、有眼光的领导，应该把精兵强将放在乡镇，守土一方。”

换届是不是大换血？年过50岁的“老乡镇”是不是该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2006年8月，正是浙江乡镇大规模换届之时，习近平来到仙居县白塔镇，面对面与该镇及邻近部分乡镇、街道的干部作了交流。

“同志们好！”28日下午3时左右，会议室的大门被推开，习近平微笑着向乡镇干部招手问候。见大家都站起身来，他边示意大家坐下边说：“咱们坐近些，别拘束，敞开谈。”

“习书记满脸笑容，大家紧挨着他围坐一圈。”时任上张乡党委书记陈尧虎回忆，座谈会的气氛非常活跃，大家结合基层实践，纷纷提建议、说想法、抛问题，“习书记边听边记，对我们的发言非常重视。”

对基层干部普遍存在的疑问，习近平在讲话中给出了答案。“要注意领导班子年龄结构层次，不是说到了乡镇一级就越年轻越好了，要讲老中青结合，不要搞一刀切。”

为了帮助大家理解，习近平打了一个比喻。他把乡镇比作“阵地”，“基层干部不能光在这里学习学习，‘付学费’，不能让阵地‘失守’。处理群体性突发事件、抗台防洪等突发性问题，特别需要经验，如果一茬把人都换走了，下回台风来了，还得重新‘付学费’。”

“习书记的话说到了我们心坎上，没想到省委书记这么了解基层情况。”陈尧虎告诉记者，此后的乡镇换届中，仙居一直坚持老中青结合的干部结构。去年换届中，又有4名50岁以上的干部出任乡镇（街道）“一把手”。

在习近平的倡导下，浙江各级对长期在艰苦地方工作的干部高看一眼，也千方百计创造机会让干部深入基层、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在改革发展的主战场、维护稳定的第一线、服务群众的最前沿砥砺品质、提高本领。

2003年初，浙江创新推出科技特派员制度。第二年，又推出农村指导员制度，从各级机关挑选一批高素质的党员干部，为每个行政村派驻一位农村工作指导员，切实担当起农村政策宣传、民情民意调研、矛盾纠纷调解、富民强村服务、民主制度监督和组织建设督导的职责。这两项制度，浙江一直坚持至今。

2005年6月，浙江省委出台《关于认真落实“三真”要求，切实加强基层干部队伍建设的意见》。这份文件，是习近平倡导制定的，提出了切实加强对基层干部的培养锻炼、加大对优秀基层干部的选拔力度等十条措施，每一条都言之有物，每一条都解决问题。

“我也是个老基层。我对基层工作非常牵挂。”习近平对基层干部一直有着深厚的感情，他经常对各地领导干部说，“要注意保护和调动基层干部的积极性；要深入了解广大基层干部的所思、所想、所盼，对他们的工作要多理解、多支持，对他们的生活要多关心、多帮助。特别是他们在工作中遇到困难和问题时，不要一味责怪，要多鼓劲打气，要加强指导，与他们一起分析原因，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

在白塔镇开完座谈会的第二天，习近平又搭乘海警船近两个小时，来到台州椒江区大陈岛。工作调研之余，他还专门了解基层干部的工作条件、生活保障等情况。听说岛上正在翻修办公楼，他一定要去看一下。

站在办公楼的脚手架前，习近平问时任大陈岛开发建设管委会主任、大陈镇党委书记孙尚权，“办公室条件怎么样？几个人一间？够不够用？”听说岛上办公条件有了一定改善，但干部宿舍条件仍旧很艰苦，他特意叮嘱，“要加快宿舍改造，今后如果碰到困难，尽管找我。”

对基层的重视，对基层干部的关爱，让浙江的干部队伍焕发勃勃生机。

“习书记任上，一大批优秀的干部充实到基层，夯实了基层基础；也有一大批干部从基层走上了各级领导岗位，极大激发了全省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时任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胡坚说。

2007年1月23日，习近平在庆元县看望和慰问困难老人。浙江日报记者 周咏南 摄

到浙江一年多，就跑遍全省90个县（市、区），习近平在浙江交出的这张“成绩单”，至今为浙江党员干部传颂。

来到浙江后，习近平坚持调研开局、调研开路，问计于基层、问计于群众，每年至少用三分之一以上时间深入基层和部门调查研究。他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三个“跑遍”，强调要练好群众工作这项基本功，强调“办法就在群众中”。

“习书记身体力行，带动了全省各级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这个优良传统传承至今。”省委办公厅一位同志说，一天工作12个小时以上，一周跑三四个县，是习近平当时的工作常态。

被习近平称为“省级农民”的时任浙江省农办副主任顾益康，多次与习近平一起下基层调研。他说：“习书记有过插队经历，在基层锻炼过，对农民有很深的感情。他通过调查研究、进而研讨制定政策的这一套工作方法，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前瞻性和创新性，不会犯官僚主义毛病。”

2003年，习近平主动提出将距杭州300公里以外、山路十八弯的淳安县枫树岭镇下姜村作为自己的基层联系点。

“即使现在通了高速，从杭州来我们村里还要3个多小时，那时候，来一趟是真不容易！”时任下姜村党支部书记姜银祥清晰地记得，2003年4月24日，习近平第一次到下姜，一路上换了3种交通工具，“他先花近6个小时从杭州坐车到县城，又坐快艇三四十分钟到薛家源村码头，再换汽车一路颠簸约20分钟进下姜村。”

到了村里，大家都劝习近平先休息休息，他却一挥手：“走，到村里转转。”

正在春风里长出新叶的蚕桑基地，引起了习近平的兴趣。“我是北方人，对南方的蚕桑生产不是十分了解，你给我好好介绍一下吧。”穿行在桑树丛中，习近平抚摸着新叶，对姜银祥说。

“那时我想，这么大的领导来，说个基本情况应该差不多了。”

没想到，习近平却打破砂锅问到底。“老姜，开始种桑树时，你们一亩地种多少棵桑苗？桑苗是什么品种？从哪里买来的？”接连几个问题让姜银祥有些意外，“没想到他会问得这样细、这样在行。”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先后4次来到下姜村。“看到村里谁家的屋门开着，习书记就会拐进去看看，村里大部分农户家他都去过，每次都先走访慰问老党员和困难群众。”姜银祥说，“进了村民家，都会问问大家过得怎么样，还有什么困难。”

自带铺盖在农民家中住上一阵，跟老百姓拉拉家常，听听村干部们发发牢骚，为村里办几件实实在在的好事……在习近平的带动下，2005年9月，浙江省委就切实加强省委常委自身建设、进一步转变工作作风作出十项规定，第一条就是“坚持基层联系点制度，每位省委常委都要确定基层联系点，每年到联系点和基层调查研究，了解掌握社情民意，解决基层和群众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这之后，市、县、乡三级也都建立了领导干部联系点制度。

2017年6月19日，浙江省第十四次党代会闭幕后的第3天，浙江省委印发《中共浙江省委常委会关于加强自身建设的意见》，再次明确了“每位省委常委确定1个县（市、区）、1个乡镇（街道）、1个村（社区）作为联系点”。

时任丽水庆元县屏都镇敬老院副院长的杨梦蛟，至今都对3个“没想到”念念不忘——没想到，省委书记会走进偏远山区的敬老院；没想到，他这么操心老人们的衣食住行；更没想到，他还现场为老人们烧了一道菜。

2007年1月23日，傍晚时分，山区的气温已经很低了，杨梦蛟引着习近平快步走入敬老院文体活动室。见到老人们正围坐着下象棋，习近平也饶有兴致地加入棋局：“大家平时都怎么打发时间？”

“看看电视、唱唱戏，有时候剧团也下来演出。”

习近平微笑着点头，说：“老人家光吃饱穿暖不够，精神生活也要过得丰富。”

听闻杨孔和老人卧病在床，习近平坚持前去探望。“老伯，我来看看您。今天感觉怎么样，看过医生没有？”他一边细心询问着，一边俯下身摸摸被褥的厚薄，“晚上睡觉会不会冷？衣服穿得暖吗？”

听到老人肯定的回答，习近平笑了。他代表省委，向敬老院老人们送上3.5万元春节慰问金。

“给老人们的年货备得怎么样了？走，去看看你们的厨房。”习近平来到厨房，看到里面摆放着的一袋袋米面、一筐筐蔬菜、一块块猪肉，十分高兴。

“当时，炊事员吴开玉正在下一锅包心菜。习书记就走过去说，能不能让我来给老人们炒这个菜？然后他接过锅铲，很认真地炒了起来。”杨梦蛟回忆，习近平边炒边和大家拉家常，说，“你们看我炒菜的动作是不是挺熟练的？我当知识青年的时候，就学会了烧菜。”

“习书记还说，上年纪的人大多喜欢吃软的，你们要多留心照料。菜也要荤素搭配，注意营养。”杨梦蛟说，那天，老人们都觉得这锅菜格外香。

从厨房出来，习近平又径直走进了洗浴间，拧开热水龙头，用手试了试水温。当时敬老院的热水供应主要靠太阳能，那几天是阴雨天，水温有些偏低。习近平嘱咐杨梦蛟和乡镇干部：“要保证老人随时能用热水，如果太阳能跟不上，就用电烧。”

这一次调研，还有一个细节让杨梦蛟印象深刻，“听说省里有领导要来敬老院，我们就想准备个欢迎横幅，可镇上的干部告诉我们，‘上面说了，不要搞这些’。”

习近平下基层调研，从来都是轻车简从，不搞层层陪同。一名跟过他调研的干部回忆：“一次，习书记看到警车开道，还鸣着警笛，当即提出‘以后不要这样安排，以免影响群众生活’；外出调研时，他常与当地干部一起吃工作餐，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既然来了，就要听真话、摸实情、办实事、求实效’。”

为了使调查研究在全省蔚然成风，真正成为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基本的工作方法，2003年初，习近平在率先深入调研的同时，向省委常委会建议，召开以加强调查研究为主要内容的中心组学习会。

就在这次中心组学习会上，浙江省委制定了《关于推进调查研究工作规范化制度化的意见》，并对加强调研作出规定：县以上党委、政府的重大决策,必须事先充分开展调查研究。没有经过充分调研并形成调研意见或比较方案的,一般不列入党委常委会、政府常务会议的决策议题；省级和市县领导班子成员,每年分别要有2个月和3个月时间下基层调研,主要领导干部要自己动手,每年撰写l至2篇有情况、有分析、有见解的调查研究报告,总结经验,指导工作。领导干部要在基层建立联系点。省级领导每年至少到联系点2次,市县领导要与基层联系点保持经常联系。

“求客观实际之真；务执政为民之实”“深化理论武装求真谛；深入调查研究重实际”“狠抓工作落实动真格；加快浙江发展务实效”“高度关注民生系真情；坚持为民谋利出实招”……2004年春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省委举行新一年理论学习中心组第一次学习会，习近平以“求真务实”为横批，诵读了他自撰的4副春联，作为自己的学习心得，再次与大家共勉。

在习近平的示范下，浙江党员干部坐在办公室的少了，访贫问苦的多了；跑上级机关的少了，下基层为群众办实事的多了。仅2005年上半年，浙江党员干部就实现了全省3万名困难党员走访慰问全覆盖，给50.4万名困难群众送钱送物计3.1亿元，并与12.11万户困难家庭结成帮扶对子，为群众办实事30余万件。

“习书记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他总是怀着对人民群众深厚的感情做工作，凡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和实际困难的事情，再小也不含糊。”时任浦江县信访局干部楼旭芳说。

2003年9月8日，《浦江报》头版刊登的一则公告“轰动”了这座小县城：9月中旬，中共浙江省委主要领导及省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将参加浦江县领导信访接待日下访接待。一周后，又公布了接访的具体时间、地点。

当时，浦江因环境问题、拆迁问题导致上访激增，被列为全省8个信访重点管理县之一。

“领导干部在急难险重等关键时刻，应该冲在最前列；面对目前大量的群众信访问题，领导干部也应站在最前面，面对面地做好群众工作。”

9月18日上午，习近平准时接访。“从没见过省委书记那么大的官，递材料的时候，我的手抖个不停。”因拆迁问题上访的赵仲富回忆。

“来，坐下慢慢说。”

“习书记，街道拆迁我们不反对，但图纸、规划、方案什么都没有，一句话就让我们搬，哪个愿意？”

习近平耐心倾听赵仲富的诉求，与他逐个商讨问题，讲道理、说政策，反复做工作，还再三嘱咐身边的当地干部：“要尽快拿出图纸，让老百姓一起参与，选出满意的户型。”

临别时，他握着赵仲富的手说：“今天我们是来诚心诚意听取意见的，对你们的要求我们充分理解。刚才职能部门从法律和政策的角度作了解释，采纳了你们合理的建议。希望这次接访后，大家能进一步加强沟通，达成共识。衷心祝愿你们通过旧城改造，过上更好的生活。”

上午的接访一直持续到12时。简单用餐后，习近平没有休息，又开始接待来访群众。

据统计，当天，习近平率省直15个有关部门负责人和金华市、浦江县党政主要领导，一共接访436批、667人次，当场解决91个问题，交办落实责任制的324件，定性处理的21件。

在下访中，习近平一再告诫当地干部，信访工作就是送上门的群众工作，必须从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的高度，努力把群众的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从源头做好信访工作，关键还在于变群众上访为领导下访。领导下访接待群众这项工作，贵在经常下去，长期坚持，必须靠健全的制度来保障。”

以2003年习近平下访浦江为契机，浙江拉开了省、市、县三级党政领导干部和人大、政协主要领导联动下访的序幕，逐步形成了省级领导坚持带头接访、市级领导坚持定期接访、县级领导坚持开门接访、乡镇领导坚持随时接访、村居干部坚持上门走访的5级接访机制。

习近平的大力倡导和身体力行，刻在了浙江党员干部的心底。2017年8月，浙江省委主要领导在杭州下访接待群众时强调，开展领导干部下访活动，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时倡导建立的一项制度，是践行党的根本宗旨、密切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有效渠道，是促进干部转变作风、做好群众工作的有效方式，必须坚持不懈地抓下去、实施好。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还发起过一场“效能革命”。

时任浙江省委组织部部务委员、省机关效能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综合组组长庄跃成介绍，当时正逢互联网兴起，一些机关干部利用上班时间炒股、打游戏，“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现象受到群众诟病，引起习近平的强烈关注。他明确指出，要坚决与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奢靡之风划清界限，决不能把干群关系、“鱼水关系”变成油水关系和水火关系。

“要切实增强公仆意识，摆正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提高为人民服务的主动性。以创优服务为主题，根据各自工作特点，采取有效形式，建立健全各种便民、利民的服务措施，着力解决目前依然存在的‘事难办’的问题。”2004年2月2日，习近平在全省加强机关效能建设大会上发出动员令；7月9日，他又在省卫生厅检查机关效能建设工作的现场，中肯地点出了6方面突出问题：“事难办”、行政行为不规范、“文山会海”、“素质不高，本领恐慌”、“浮躁、涣散”等。他还明确要求，“有关整改方案要以适当的方式公之于众，接受社会和群众的监督，做到真查真改，真见成效，不能只讲不做，只查不改，搞一阵风，雨过地皮湿。”一位在场的领导干部称，习近平这番切中时弊的警示，让大家十分震动。

仅2004年一年，浙江共受理相关投诉19949件，办结19104件，6876名机关工作人员因机关效能问题受到批评教育等处理，其中受党政纪处分和免职、辞退、责令辞职共449人。紧接着的抽样调查显示，群众对机关效能总体评价“好”和“较好”的占83.1%。

2004年10月10日，习近平在江山市白沙村调研基层党建并走访农户。浙江日报记者 周咏南 摄

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时多次强调，压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坚决防止“借口集体负责，而谁都不负责”。这一理念和做法，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党委负主体责任，纪委负监督责任”一脉相承。

2002年11月，习近平一任省委书记，就代表省委作出庄严承诺：

反腐倡廉，省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要自觉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任何时候都要稳得住心神，抗得住诱惑，经得起考验。要带头规范从政行为，带头执行廉洁自律的各项规定，带头接受党组织和群众的监督，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要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坚决不做，以自己的模范行为影响和带动广大干部群众。

2004年7月，习近平再次代表全体省委常委公开作出六项廉政承诺：

——坚决抵制跑官要官。严格执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坚持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凡是向省委常委跑官要官的，不但不给，而且要教育批评，并告诉组织部门，记录在案，今后对这样的同志要注意观察。

——坚决拒收钱物。凡是给省委常委班子成员送钱、有价证券、支付凭证和贵重物品的，一概拒收，并对送钱物的人提出严肃批评。拒绝不了的立即上交组织，记录在案，并责成有关部门调查核实，严肃处理。

——坚决反对以权谋私。凡是以领导及其亲属、身边工作人员名义办事、谋利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一概拒绝，严肃批评，并向领导同志或办公室报告。领导干部要从严管住配偶、子女、亲友和身边工作人员，决不允许他们打着领导的旗号办私事、谋私利。

——带头坚持“两个务必”。始终保持公仆本色，发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坚决反对和制止各种奢侈浪费行为；发扬谦虚谨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

——带头遵纪守法。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严格依法办事，认真执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自觉接受监督，决不越权，更不滥用权力。

——严格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切实履行教育、管理、监督的职责，坚决支持执纪执法机关严肃查办违纪违法案件，坚持原则，恪尽职守，带头同各种消极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作坚决的斗争。

2007年，是浙江的“作风建设年”，习近平再次提出了改进和规范公务接待，不得搞层层陪同，推行自助餐或者便餐、快餐；坚决刹住违规建设楼堂馆所的不良风气；厉行节俭、反对铺张浪费，特别要重视解决公款吃喝、公款旅游等问题，努力建设节约型机关等六方面的要求。

5年之后，中央出台“八项规定”，浙江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贯彻落实，出台28条实施细则，提出“六个严禁”，制定50余项配套制度，开展“会所中的歪风”等专项整治。2014年11月，中央巡视组在对浙江巡视情况的反馈意见中，给出了“高标准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的评语。

“习书记对干部的教育管理问题非常重视，在多种场合不断给大家敲响警钟，告诫大家‘红线不能踩、高压线不能碰、底线不能逾越’。”时任浙江省委副书记、省纪委书记李金明告诉记者，在2004年的全省“深入学习贯彻两个《条例》、推进党风廉政建设”电视电话会议上，习近平要求浙江的党员干部算一算“利益账”“法纪账”“良心账”，强调“每个领导干部只有想清楚、算明白了这‘三笔账’，才能真正行使好人民赋予的权力。”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习近平强调，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必须关口前移，加强监督和教育，多一点告诫和批评。他警示大家，“领导干部如果思想上麻痹了、松懈了，就容易出问题，特别是在顺境中，容易得意忘形，这叫‘温水效应’。因此，对干部还是要多提醒、多打招呼，这有好处。”

那时起，浙江就通过“拉拉袖子、咬咬耳朵”加强对党员干部的廉政教育。2003年、2004年，全省党员干部主动上交的礼金等共折合人民币近3000万元；围绕治理商业贿赂，全省通过自查自纠清退上交贿赂款共计2508万余元；2005年至2006年9月，全省接受诫勉谈话的领导干部共2686人（次），纪委负责人与下级党政主要负责人谈话14679人（次）；2005年6月，浙江在全国率先制定出台《浙江省党内监督十项制度实施办法（试行）》。

“莫把制度当‘稻草人’摆设！”反腐倡廉，重在动真碰硬。习近平指出，各项制度制定了，就要立说立行、严格执行，不能说在嘴上，挂在墙上，写在纸上，而应落实到实际行动上，体现在具体工作中。

“现在执行制度难，主要原因是一些干部当‘老好人’，不愿得罪人，你好我好大家好，不讲原则讲人情，不讲党性讲关系，甚至批评也变成了变相的表扬……我们要在狠抓制度的贯彻落实上下功夫，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开展经常性的监督检查，严肃查处违反制度的人和事，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该曝光的要曝光，该通报的要通报，该惩处的要惩处，做到令行禁止、违者必究，努力使制度成为机关干部自觉遵守的行为准则。”

言必信，行必果。2004年10月，一则省纪委呈报的内部信息，摆上了习近平的案头。该信息反映，义乌市警方侦破了一起利用互联网进行“百家乐”赌博的特大案件，共拘留涉案人员20多人，其中涉案的3名党员在3个多月里共输掉550万元，严重败坏社会风气。

“要对党员参与赌博予以严肃处理，要对网络赌博进行专项治理。”习近平很快作出批示。

根据全省统一部署，各地制订了打击网络赌博专项治理实施方案。至2004年12月底，全省共查处网络赌博涉案人员246人，刑事拘留58人，治安拘留32人，涉案金额数千万元。

2005年元旦，在翻阅省纪委上报的《关于对网络赌博进行专项治理情况汇报》后，习近平再度批示：“开展对网络赌博进行专项治理开局顺利，引起了普遍重视，要继续扩大战果，深挖严打，遏制其造成的危害，今年要取得新的成效。”

“有贪必反、有腐必惩、有乱必治”，习近平对待反腐败工作的坚决态度，给李金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他看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提出的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正体现他始终坚持的反腐理念。

中央纪委在查处浙江一名原副省长的案件时，调查组的工作曾一度受到某些干扰。“要坚决按中纪委的要求办”，正是习近平的指示，保证了案件查处的顺利进行。

时任浙江省纪委常委罗悦明说，在2004年2月的省纪委第五次全会上，习近平以案说法，“对腐败分子，发现一个就要坚决查处一个，绝不能姑息，绝不能手软。只有这样，才能向广大人民群众表明我们党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对腐败不可动摇的决心，才能消除腐败现象带来的消极影响，才能遏制住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也才能教育一大批干部。”

习近平对腐败的“零容忍”，同样体现在对腐败分子海角天涯的追逃追赃上。2003年4月20日，省建设厅原副厅长杨秀珠出逃。习近平当即作出批示：“省纪委牵头协调该案办理，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具体负责缉捕杨秀珠和杨秀珠违纪违法问题的查处，办案部门定期报告进展情况。”

此后，习近平又多次听取杨秀珠案的查办进展情况，亲自召开会议研究。“要抓紧对杨秀珠有关问题的调查”“首先把杨秀珠缉拿归案工作抓紧”“我省公安厅、检察院应积极配合公安部做好引渡杨秀珠的工作”“多方配合缉拿杨秀珠归案”……光存档批示就有11次之多。

“人虽然跑了，案件还要坚决查！”省大案要案协调小组的一位成员至今记得会场上习近平严峻的神情和坚定的语气，“习书记始终对杨秀珠案件高度重视，这极大鼓舞了追逃人员的士气，也警醒我们对之后的一系列追逃工作做了最充分的准备。”十三年零七个月，海外追逃一刻不曾放松。2016年11月16日，杨秀珠回国投案自首。

2007年，浙江省纪委向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所作的工作报告，用一组数据充分印证了十一届浙江省委重典治乱、强力反腐的坚强决心：这5年，全省各级纪检机关共立案38499件，处分党员干部36284人，其中县（处）级干部737人、地（厅）级干部36人，包括多名从重要岗位落马的地厅级干部。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应有之义和关键所在，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一贯强调并身体力行的执政理念。”时任浙江省纪委研究室主任叶怀贯回忆。

“党的建设的经验证明，加强党内监督和纪律建设，必须要有严格的制度规范。制度建设更带有根本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是党内监督工作和纪律建设持续深入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习近平曾在《对腐败多发领域要加强防范》一文中这样说。

针对浙江市场取向改革比较早、较先遇到腐败易发多发考验的实际，在习近平的主导下，浙江省委积极探索从源头上惩治和预防腐败的有效途径，于2003年7月出台《浙江省反腐倡廉防范体系实施意见（试行）》，要求各级党委和纪委抓“三头”（龙头、源头、苗头）、纠“两不”（不廉洁行为和不正之风）、规范“三权”（事权、财权、人事权）、建设“四中心”（行政服务中心、会计核算中心、招投标中心和效能投诉中心）。

作为全国省一级首个关于反腐倡廉防范体系的规范性文件，《实施意见（试行）》把教育、监督、预防、惩治等多项制度建设紧密联系起来，形成了一个系统的制度体系，使实践成果及时转化为制度资源，促进了浙江反腐倡廉工作向纵深发展。这一项经验得到了中央纪委的充分肯定。

2005年6月17日，习近平来到武义县后陈村，调研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座谈会上，他对村干部说：“事前教育很重要，让人不愿腐败；事后有处理也很重要，让人不敢腐败；全过程监督更重要，使人不能腐败。”

之后，这项全国首创的基层民主监督制度在全省范围内推广，在完善农村基层治理体系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并于2010年写入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今年8月29日，中央深改组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建立健全村务监督委员会的指导意见》。由“治村之计”上升为“治国之策”，作为全国58万个行政村中的一员，后陈村成了和小岗村一样具有时代标志意义的村庄。

漫长的岁月中，总有一种精神具有超越时空的恒久价值和旺盛生命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对于党建工作的创新探索和丰富实践，充分体现了一位马克思主义政治家以身许党、以身许国的坚强党性修养和崇高政治品格，深深感召和激励着一任接一任浙江省委踏石留印、抓铁有痕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肩负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浙江省第十四次党代会提出努力建设“清廉浙江”的目标：深入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全面加强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反腐倡廉和制度建设，建设山清水秀的政治生态，党内政治生活更加规范化常态化，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更加健全，党群干群关系更加密切，以良好的党风政风带动和促进社会风气持续好转，进一步形成党员模范带头、干部清正廉洁、社会风清气正的良好局面。

这是信仰的召唤，这是时代的使命。

2017年6月19日，浙江省第十四次党代会闭幕后的第一个工作日，省委书记车俊率领新一届省委常委集体赴嘉兴南湖瞻仰红船，重温“红船精神”。大家由衷感到，习近平总书记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出发，总结概括了“红船精神”，确立了“红船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的历史地位。“红船精神”是我们党的精神瑰宝，是我们共产党人奋斗的初心。大家表示，要带头弘扬“红船精神”，把它深深融入血液里、浸透到骨子里，不断从中汲取信念的力量、真理的力量、奋斗的力量和创新的力量。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